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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穷文富武，在汉唐时期，武人地位高，非军功不得封侯，所以这个道理还是比较正确的。

可是，到了明朝，这个道理却不太适用了。

武人的地位低，而且成就非常有限，当然，相对而言，习武的兵刃和营养花费，远远不如读书的成本。

一个读书人童生，虽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其实考中的机率极低，为了有考中，就要报考各种各样的补课班。

与后世几乎一模一样，穷人的孩子买点资料自己学，富人的孩子请名师家教和私教，进行一对一教学。

其实，读私塾或者官学，花费不算大头，花费最大的一个环节是属于私教。

明中叶以后，南北方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开，南方富庶家庭用于教育的投资逐渐加大，这直接导致，南方中举人数远高于北方。

如应天府的赵可怀，请著名经师庄廷臣，“命一承舍具聘书，每年具修脯二百四十金，别具彩缎二、银花二，令本地府县等门延请”

，并让其“馆幕府三年，训其两子，后次子中式”

。

由此可见每年课外请名师补习费用高达240两，平均每月20两。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学费，还要有比如说，吃、住、穿衣、仆从和佣人，七加八加起来，每个月三十两都不止。

当然，也有更贵的。

来自江阴的徐氏“以五百金为脯挺，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乡科”

，即每年补习费500两，平均每月42两左右，这对于普通家庭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聘请经师的费用外，明代童生备考科举还要花钱购买各类书籍等备考资料，明代时的复习资料叫试录，一本大概3钱，整个备考过程所需的试录最少也要三十到四十两银子。

事实上，也就明末粮食价格提上来了，按照万历年间的粮价，四十两银子可以买八十石大米，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孙祖望连吭声都不敢吭了，他是举全族之力，数千户亩供养出来的一个秀才，可是指望着他能高中举人或者进士，可不是让他给东家顶牛的。

失去全旭给的十两每个月束修，他可不好找这样高薪的工作。

牛金星张了张嘴。

全旭冷着脸，望着众学生道：“我也不是开善堂的，开设金梯书院的本意，就是为了多培养一些做生意的帮手，能够会识字，能写能算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书院不收学费，但是要考核，三次考核不过，就要退出书院，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在可造之才上面，诸位，要努力啊！”

“遵命！”

众学生整齐地鞠躬。

全旭虽然说得直白，其实学生们都非常感激全旭。

如果不是全旭，他们一辈子大都没有希望摸到书本，更别说穿上澜衫。

牛金星似乎明白了全旭的用意，他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全旭道：“这些学生不见得人人都是读书的好苗子，优中选优，实在不是读书的料，就让他们从事账房、或者其他事，挑出来的好苗子，给他们再买笔墨纸砚，让他们进修，参加科举，只要金悌书院中一个秀才，我奖励十两银子，一个举人，就是一百两，进士三百两！”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恩威并施。

全旭如此解释，牛金星、孙祖望就是想反对也没有办法。

毕竟，全旭才是花钱的人，粉笔确实是比墨要省钱，而且省不少钱。

此时众学生已经按照全旭的意思，把字抄录在蓝布上，袁世卿让人把蓝布小心翼翼的圈卷了起来。

……

大名府，大年初一晚上，几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到了位于东郊的红罗巷。

红罗巷又称红罗牌坊，这里是嘉靖皇帝时候，为了弘扬红罗的孝义，树立的牌坊。

红罗是大名府一个普通的女人，婚后不过半年，丈夫久病不治而亡，她婚后无出，却没有改嫁，也没有远走他乡，而是非常细心的照料公婆，依靠织布为生，养活小叔子长大成人。

后来，公婆先后故去，小叔子也成家立业，红罗则在家中饮下砒霜，自尽而亡。

当然，事情真伪无从考证，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不过红罗牌坊却是存在的。

在这里居住的人，大都是中产阶级，也不算顶级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