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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话虽然已经被说烂，但也无损于道理的正确性。

吴人乡亲对北伐大业的鼎力支持，其力度之大，热情之高，就连沈哲子都大感惊讶。

其实自从江东政变、洛阳创设行台之后，北伐成功与否，对沈哲子而言便不存在疑难。

特别是西征成功，陕西之地尽归行台之后，羯国的覆亡，只是一个或早或晚的问题。

之所以有此底气，就在于行台已经拥有一支身经百战、成熟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此世无匹的职业军队。

这是北伐能否成功的前提与最重要因素，而决定羯国覆亡早晚的，就在于后勤方面的支撑是否足够，换言之就是来自生产力方面的制约。

去年襄国被攻破，羯主石虎决定北撤迁都，这不失为一桩战略妙棋。

王师如果还要对羯国造成有效且猛烈的打击，主要对手已经不是羯国的军队，而是后勤方面成倍陡增的压力。

去年北伐一系列战事中不乏波折，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羯国军队的战斗力强大与否，而是在于整个河北战场上王师兵力的分配有没有达到最优的配置，而支撑兵力调配的最大因素，就是后勤条件能否达到。

最起码，如果没有来自后勤方面的强大保障，在去年十月之后，河北各路王师就需要进行收缩、减少消耗，更不会再有中路军攻下襄国、东路军陈兵东武城、直接威胁羯国信都的战略优势锁定。

否则，早前广平方面胡润军所面对的困境，将会在这个冬日里扩大到北伐王师整体。

行台虽然对于今次北伐作战准备良多，但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也仅仅只能满足正面战场所需而已。

可是江东吴人群体在过去一年的整体爆发，几乎是将过往这些年三吴之地所积攒的民财物力近乎整体搬运到河北战场上。

如果后世论史，或可将此现象称作三吴民众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意志觉醒，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凭借大江天险而懒于加入中国大势，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勇为世道先锋并主流的意识与目标。

若只是单凭行台所拥有的动员力，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反而有竭泽而渔、穷兵黩武之嫌。

譬如汉武盛功，往后两千年都成为这个民族津津乐道、自豪不已的盖世武功，可是在当时，却是令民困物乏，以至于一代武皇都不得不轮台罪己、与民休息。

汉皇开边可以说是国家或者君王意志的极致体现，与秦皇一统诸夏并称武事高峰。

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意志表达，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顾底层诉求。

可是这一次江东特别是三吴民众对行台北伐战事的支持，则是自下而上的一次意志表达。

事实上这是行台，包括沈哲子本身都不太乐见的一种情况，行台素来求稳，三吴民众的亢奋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失控。

行台作为一个霸府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未来新朝的政体雏形，除了主要的施政职责之外，还有统筹、磨合与平衡。

其中任何一方势力过大，都会造成底盘的倾斜与不稳。

而沈哲子作为行台的掌控者，行台既是他的一个工具，也是他的支撑。

唯其所恃，为其所缚，当行台不再具有平衡稳定，而是有了强烈诉求表达时，就会反过来把持他的意志，使他沦为行台意志诉求的执行者。

所以在组建行台的时候，沈哲子也是有意识的平衡与包容，对于三吴人家并无特殊优待，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打压与疏远，鲜有吴人担任重要的决策职位。

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沈哲子就意识到吴人身上有一种非常浓厚的保守自足的情结，包括他的老爹沈充在内，平生大愿无非再造东吴、割据江东而已。

这种心理，老实说真的无可厚非，哪怕站在道义层面都无可指摘。

只要身临其境，自身能够感受到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任何一个江东人都不会对中朝的沉沦感到可惜，只是遗憾于这些中朝冠带世家死得不够干净，居然又被他们退到江东来作威作福。

有鉴于此，沈哲子在江东整合各种资源时，对于吴人多是少谈道义、多论惠利。

只凭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妄论道义只会是自打自脸。

君视臣为仇寇，臣事君如敌国，言吴人气量狭小也罢，若说吴人就该毁家纾难、拼死北伐，那真是不怕遭天打雷劈。

沈哲子能够理解乡人这种心理，但并不认同。

既然道义不可夸言，索性变成一桩买卖，因是在北上用事之后，一直在注意利益的分配。

同时他又担心乡人的这种保守自足心理陡然发作、反过头来对他形成制约，不敢授予乡人更多的政治权柄。

甚至因为担心乡人们玩什么黄袍加身、逼其履极的把戏，这几年都少回江东。

但事实证明，凡事堵不如疏，当某种诉求呼之欲出而又不得正视时，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爆发出来。